1996年陳光興創去殖民一詞,主張從「左派」「泛階級」的立場來解構台灣國族主義相關論述。邱貴芬指出陳光興去殖民論述有其不足,第一是誤解法農的國族主義論述,僅將殖民主義的批判框限在階級面向,並且擴大解釋殖民主義,「將不同結構裡的壓迫關係都視為『殖民關係』,『殖民』被用來泛指所有的壓迫關係(2003:277),」混淆了抗爭脈絡的處理。第二,是避談國家認同問題,僅側重法農對中產階級國族主義的批判,而忽略以全民福祉為目標的激進解放國族主義;其「人民民主」的「破國家」、「後國家」立場,可能本質化底層人民的聲音,對「無產階級或底層社群產生過度浪漫的想像(2003:284)」,而忽略了人民主體意識形成過程中的國族意識形態分析。
邱貴芬非常正確地指出陳光興「隱性的論述者族群位置影響其對本土派主導的國族建構運動的態度(2003:293)。」十年後,他將問題擴大至亞洲的層次以正面迎戰此一批判。這次再論國族主義,他企圖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,藉由深入分析省籍情結來回應他為何避談國族主義。他認為統獨問題以上層精英階級為接合主體,和省籍問題上的和解是兩回事,而省籍問題比起統獨問題來得更為深層也更不可說。但是,在切割了統獨框架之後才深入地談省籍問題,往往會忽略了台灣與中國的曖昧性這一顯然很棘手的理論問題。將台灣想像成一個相對性的地方,把省籍問題扣連至更廣泛的社會關係來理解,或許是處理台灣與中國的曖昧性的方法之一。省籍完完全全是一個台灣的問題,但在台灣社會的內部因素之外,還有著更廣泛的社會關係,共同形塑了本土化過程中的省籍問題,包括現代性、殖民主義、冷戰結構、帝國主義、全球化等因素在台灣的本土化過程。
陳光興在省籍問題的分析中,側重冷戰結構和殖民主義的影響,以亞洲作為方法呼籲我們「外向地」尋求族群對立死胡同之外的思想契機。作為一個外省人,陳光興在九○年代熱情而深刻的幾次選舉中,應該感受到比本省人更深刻的生命尊嚴的問題。然而,邱貴芬與李丁讚的批評也不無道理,或許統獨框架所追問的除了是政治上與中國的關係之外,同時也是在文化想像或認同過程中對「台灣性」的追尋。借用孫歌的橢圓比喻,統獨和省籍是台灣亞洲書寫的兩個圓心,在這兩個圓心的拉扯中畫出了「台灣與中國的曖昧性」問題。但是在這個橢圓之外肯定有著更寬廣而複雜的亞洲問題,將台灣想像為一個地方的,值得我們探討的台灣性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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