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將學者們的批判簡化成:血汗工廠、台灣之恥、不歡迎鮭魚返鄉等三個重要詞語。公視請了發起人之一東海社會系的楊教授說明聯署的原委,其他三位與談人對學術圈的社會介入實踐多所批評,不外乎罔顧鴻海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、與中國其他地方比起來富士康的環境相對好多了、以及血汗工廠概念定義不清等等。但是更值得深入的問題是,正當鴻海在台灣人心目中是一個堪稱優良企業的公司行號,而具有某種指標性時,中國民眾對台商的批判卻絲毫不客氣,如:一流人任外商、二流人待陸商、三流人去台商這樣的話。
我想學者要批評的除了富士康的新資、硬體設備、管理模式這類具體可見,而且只要去一趟中國就不難找到正確答案的問題之外;更深的還是要批判富士康的企業文化,更甚,是批判郭台銘的為商之道、待人處世的哲學,所以常常在討論時透露出對郭董的一些不滿和負面觀感。
也許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現況而言,富士康確實在硬體各方面很不錯了,但是台灣的學者依據的是台灣的狀況,而且是作為中國永遠最堅實的批判者,站在這樣的觀點下,批判富士康在營運過程中所引發的軟體方面的問題,感受的問題、給中國人民的觀感問題,簡言之,企業文化的問題。也就是要在中國社會勞工的普遍觀感下,從台灣的學術傳統中去批判中國社會、批判台灣在中國的企業。所以應該問的問題似乎是:台灣人如何有助於改善中國的商業文化,又或者台灣的商業文化如何改善中國勞工的普遍精神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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