批判富士康的什麼？

新聞將學者們的批判簡化成：血汗工廠、台灣之恥、不歡迎鮭魚返鄉等三個重要詞語。公視請了發起人之一東海社會系的楊教授說明聯署的原委，其他三位與談人對學術圈的社會介入實踐多所批評，不外乎罔顧鴻海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、與中國其他地方比起來富士康的環境相對好多了、以及血汗工廠概念定義不清等等。但是更值得深入的問題是，正當鴻海在台灣人心目中是一個堪稱優良企業的公司行號，而具有某種指標性時，中國民眾對台商的批判卻絲毫不客氣，如：一流人任外商、二流人待陸商、三流人去台商這樣的話。

我想學者要批評的除了富士康的新資、硬體設備、管理模式這類具體可見，而且只要去一趟中國就不難找到正確答案的問題之外；更深的還是要批判富士康的企業文化，更甚，是批判郭台銘的為商之道、待人處世的哲學，所以常常在討論時透露出對郭董的一些不滿和負面觀感。

也許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現況而言，富士康確實在硬體各方面很不錯了，但是台灣的學者依據的是台灣的狀況，而且是作為中國永遠最堅實的批判者，站在這樣的觀點下，批判富士康在營運過程中所引發的軟體方面的問題，感受的問題、給中國人民的觀感問題，簡言之，企業文化的問題。也就是要在中國社會勞工的普遍觀感下，從台灣的學術傳統中去批判中國社會、批判台灣在中國的企業。所以應該問的問題似乎是：台灣人如何有助於改善中國的商業文化，又或者台灣的商業文化如何改善中國勞工的普遍精神狀態。

亞洲書寫

亞洲書寫／批判地域主義。孫歌認為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有兩個向度，一是理念性的傳統，二是對亞洲真實狀態的認識。Cresswell認為地方「不僅是世間事物，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(2006:21)。」

竹內好的四篇文獻

其中兩篇已經有了中譯本，一篇是前面已經討論過的1959年〈近代的超克〉，另一篇是1960年名為〈作為方法的亞洲〉的演講稿；後兩篇文獻目前尚未有中譯，一是1961年的《日本與亞細亞》專書，另一本則是他在1963年編輯出版的《亞細亞主義》。由於我不懂日文，關於竹內好的文章多仰賴孫歌的譯介，她的觀點在文化研究的領域具有一定的份量，以下我將整理她對竹內好亞細亞主義的界定。

亞洲

全球化：1492地理大發現

日本的亞細亞主義：石之瑜、葛兆光
現代性：工業革命
近代化：1868明治維新

亞洲書寫：Spivak,Dirlik,孫歌
亞洲作為方法：竹內好，孫歌，陳光興。

書寫亞洲

這個過程像是水面上一個又一個的迴圈，環環相扣。當我們從自己的地方出發，向外扣連到更廣泛的地域時，例如從台灣出發往日本、中國、東北亞、東亞或整個亞洲移動時，這個迴圈將隨著高度越高，而在水面上激起不同深廣的範圍。

兩種亞洲

可以將亞洲書寫理解為兩股論述軸線的辯證過程：一是作為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亞洲，在這個場域內，包括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、學術生產、經濟統合論述等概念，之所以要提到亞洲，是因為所謂第一世界的西方都佔據著中心的位置，亞洲書寫的目的便在於思考另一個世界如何可能的問題；另外一條軸線，是從不同地方的在地歷史經驗，去理解這個解構的過程如何可能，並在這樣的書寫過程中反過來理解自身的主體性構成，也就是所謂的「本土研究」或「西方理論的本土化」。這兩條軸線並不單純是理論和經驗的關係，更多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。在亞洲書寫的脈絡中似乎有兩種亞洲，一種是亞洲的概念，另一種是亞洲作為方法。

行走在空泛、寬鬆、凌亂的文字之間

人類學家試圖在世界規模的政治浪潮與反浪潮中——為成為霸權而做的奮鬥，無論是全面的或侷限的、持久的或旋即消逝的——維持一個縮小而特殊的個性。這種奮鬥的折射，正如我的故事所想要展示的，存在於那些和印尼與摩洛哥一樣有決斷力、重要性並野心勃勃的國家裡的每個地方。人造衛星、外國軍事基地、外交冒險、國際會議、援助任務及文化交流，並不是外在於人類學家在峇里或亞齊、馬克拉什或中亞特拉斯的發現；這些都是其中的成分。你或許準備將自己孤立在世界關懷之外，並將自己的興趣專注在與世隔絕的情境中。但是這些世界關懷將如影隨形，而與世隔絕的情境就此爆裂(Clifford Geertz, 1995:94)。